论茶和诗文化

 茶风与诗风，都是特定的社会时代精神的产物，两者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，我们可以通过茶来研究诗。希望可以借以此文使我们苦丁茶苑的同人以茶论诗之诗风更盛。
茶尚清新，其清，是茶的精神与本质，饮茶是近世文人表现清的一种生活表象。其新，新是茶的生命。 


新，是一种具时代共同性的趋尚，不仅是茶的崇尚，也是社会心理、社会追求的折射。
白居易亦云“蜀茶寄到但惊新”（《萧员外寄新蜀茶》），《东坡志林》也称“茶欲新”。
如果说酒之尚陈代表了厚重典雅的古典美，茶之尚新则代表了浅近轻灵的近世美，那么酒茶嬗变也反映了文学上“人情重今多贱古”（白居易诗）的新思潮。 

茶所代表的特点：体轻、质轻、味轻、啜轻、水轻、香轻；制茶、烹茶、斗茶、分茶，无不见其精巧。而这些正与酒文化崇尚醇厚的趋向相反。 　
更是“多小巧，无风、骚气味。”（《诗史》，见《诗话总龟》卷之五）宋人的诗，就更尚新巧，《载酒园诗话》即说“宋人口法大家，实竞小巧”，诗话的大量涌现，即是尚巧的产物。苏轼的文字是“忒巧了”（《朱子语类》），欧阳修的“百战”体，也是斗巧，黄庭坚诗也有“太新太奇太巧”处（《苕溪渔隐丛话》前集）。律诗体轻，便于弄巧，而轻、巧亦正是茶所代表的特点
与轻、巧相联系的，是茶具有细的特点：芽细、末细、啜细等，处处见细。 

题材的趋细，带来诗歌表达的趋繁。即如韩愈的《南山》诗，写群峰形象连用五十一个“或”字，看似宏大，实则繁琐。白居易诗亦然，翁方纲《石洲诗话》曰：“诗至元白，针线钩贯，无乎不到，所不及前人者，太露太尽耳。”苏辙曾将《长恨歌》与杜甫《哀江头》相比较，即不满地指出白诗“寸步不遗，犹恐失之”的“繁”的特点。《岁寒堂诗话》亦指责元白及张籍诗由于“其词伤于太烦”“遂成冗长卑陋尔”。“繁”，也正是茗事活动的特点，茶道即是“繁”中见“闲”。 　　
轻巧与细繁相结合，产生出两种诗风来。
一是浅俗、浅近、浅切。浅俗者是其形，浅近者是其性，浅切者是其语。以浅切之语，畅达浅近之情，故能造一种平易和谐之美。二是精致。“茶之为物至精”（欧阳修《龙茶录后序》），文人的品茗是追求精致的生活方式，故而中唐诗人往往对轻、巧、细、繁进行锤炼加工，从而创造出精致的诗歌艺术美。 

饮酒与饮茶，其气态是不一样的，饮酒讲究“会须一饮三百怀”、“饮如长鲸吸百川”（李白诗句），气长、气盛、气壮；
而饮茶，讲究的是“或饮茶一瓯”、“起来两瓯茶”（白居易诗句），气短、气敛、气平，较之酒，这是一种新气态。 

清，是茶的精神与本质，饮茶是近世文人表现清的一种生活表象。唐宋文人在咏茶时，都重视其“清”的特点。
“泛花邀坐客，代饮引清言”（颜真卿等《五言月下啜茶联句》）
“羡君潇洒有余清”（欧阳修《和梅公仪尝茶》）
“故人气味茶样清”（杨万里《谢木韫之舍人分送讲筵赐茶》） 

清，在中国古代美学中是一个很重要的范畴。清的意蕴十分广泛，清之美，在古代有一个演变过程。
若就饮料所体现而言，前一次清寄于酒，后一次清寓于茶。两次清美特质的差异，可从酒茶之清的质性区别中窥其一斑。
酒之清在于厚。酒是由谷物发酵酿制而成的，酒液的构成成分中五谷汁液多而水分少。对于酒来说，水分愈少，则质地愈醇正。